2012年9月1日 星期六

諾貝爾

阿爾弗里德.貝恩哈德.諾貝爾(Alfred Bernhard Nobel)是瑞典的化學家、產業家、甘油炸藥的發明者。

諾貝爾的生平大致經歷為:



 1833年10月21日出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在家中排行第三。諾貝爾的父親伊曼紐爾·諾貝爾是位發明家,他發明了家用取暖的鍋爐系統、設計了一種制造木輪的機器、設計制造了大鍛鎚、改造了工廠設備。1837年父親破產,出走芬蘭謀生,幾年後移居俄國在彼得堡從事制造機器、鐵件和軍工設備。1853年,沙皇尼古拉一世為了表彰伊曼紐爾·諾貝爾的功績,破例授予他勳章。

 1841年至1842年間,他在斯德哥爾摩聖雅可比教會學校學習。

 1843年至1850年間,在俄國首都彼得堡跟俄羅斯和瑞士籍家庭教師學習。

 1850年至1852年,諾貝爾先後到德國、法國、意大利和北美學習,年僅16歲的他已精通英語、德語、法語、瑞士語、瑞典語和俄語,為他今後的創造發明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859年回到瑞典後,諾貝爾獲得關于氣量計、水表和氣壓計的專利,鼓舞了他作為一個發明家的興趣。

 1863年10月,諾貝爾獲得發火件(雷管)的發明專利權。這項發明人們稱之為“諾貝爾引燃器”。

 1864年諾貝爾和他的父親在斯德哥爾摩郊區建立一個硝化甘油實驗室。同年9月3日實驗室發生爆炸,死5人,包括他的弟弟,諾貝爾因不在場而幸免。

1865年,諾貝爾硝化甘油有限公司在斯德哥爾摩建立,這是世界上第一家生產危險性較小的硝化甘油的工廠。1867年諾貝爾用硅藻土吸收硝化甘油制成穩定的黃色炸藥(dynamite炸藥),同年在瑞典和英國取得專利,1869年在美國取得專利。

 1875年制成由火棉與硝化甘油混合形成的具有彈性的爆膠。這種炸藥既有硝化甘油那樣大的爆炸力,又具有黃色炸藥那樣的安全性。

 1887年諾貝爾又用等量火棉和化甘油加入10%樟腦制成巴里斯特炸藥,又稱硝化甘油無煙火藥。

 1888年又發明了用來制造軍用炮彈、手雷和彈藥的無煙炸藥,亦稱諾貝爾爆破炸藥。

 1896年12月10日,諾貝爾在意大利聖雷莫因腦溢血與世長辭,終年63歲。



 諾貝爾不僅在炸藥方面做出了貢獻,而且在電化學、光學、生物學、生理學和文學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建樹。諾貝爾的一生中,僅在英國申請的發明專利就有355項之多。

 諾貝爾不僅是個偉大發明家,還是一個有卓越組織才能的產業家,他所經營的炸藥工業,遍布歐美各國,還用炸藥專利款購置了大面積的油田,使其迅速地成為一個百萬富翁。然而,他對金錢和財物並不貪得無厭,對旁人,他慷慨施舍,對發展科學,他大力援助,他自己卻生活儉朴,一生在艱苦中度過,他甚至從來沒有請人畫過肖像,目前僅存的一幅肖像是他死後才畫的。他死後,根據他生前的願望,墓室修建得非常簡朴,他曾說過:“活人的肚皮比死人的紀念碑等榮譽,更值得我關心”。 諾貝爾對功利和榮譽十分淡漠,非常謙虛。他曾在一封信中對于他所獲得的獎章的原因敘述道:他得獎章不是由于發明炸藥的原故。比如,瑞典政府授予他極星勳章,是因為他的烹調本領;他得到法國勳章,是因他與一位部長過往甚密;他得到巴西勳章,是因為偶而認識了一位要人;他得到皮立華勳章,是因為授勳人想摹仿一出名劇中授勳時的情形……。就是這樣一位“一生無重要事蹟”而只是保持指甲干淨整潔的人,不僅為人類創造了大量物質文明財富,還為人類留下了艱苦創業,不慕功利、虛名的崇高精神。



 1895年11月27日,諾貝爾簽署了他死後遺留下來的所有可變賣財產的遺囑:將全部財產作為設立諾貝爾獎金的基金,每年取出基金利息,獎給對人類文化科學事業做出重大貢獻的人。根據當時估計,他的遺產約有三千三百萬克朗(瑞典幣,約折合920萬美元)。

 諾貝爾獎金分為物理學、化學、生理學和醫學、文學、和平獎五項。

物理學和化學獎由瑞典皇家科學院負責頒發,生理學和醫學獎由瑞典卡羅琳醫學研究院負責頒發,文學獎由瑞典文學院負責頒發,和平獎由挪威議會(當時挪威與瑞典同存于一個王國)負責頒發。1968年瑞典銀行決定增設經濟學獎,這項獎金由瑞典銀行提供。

 諾貝爾在遺囑中強調指出“在評選得獎人時必須不分國籍、不分膚色、不問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一視同仁,唯一標准視其實際成就。” 諾貝爾逝世後,有關機構籌建了諾貝爾基金會,並于1901年1月1日開始管理基金,同年舉行了第一次頒獎儀式。有關機構還對諾貝爾獎金做了進一步的規定:每個各項獎金可由兩個獲獎青年均分享(最多不超過三人);如果當年無人得獎,則該獎金可留待翌年;每一項獎金在五年內至少應頒發一次,實際上,從1901 年開始授獎以來,都是每年頒發一次,只有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1940~1942年),因戰爭關系,才停頓了幾年。由于按規定,每年要從基金利息中抽出 10%加入基金,另加上一部分沒有發出的獎金也並入基金,因此基金的數目越來越大。在同一年里,各項獎金的數額是相同的,不同的年份,獎金數額有所變動,其幅度主要取決于市場行情,因為這些獎金是靠基金資本的年收入來支付的。

諾貝爾獎金每年于12月10日,即諾貝爾逝世周年紀念日,以隆重的儀式在斯德哥爾摩寬敞的音樂廳里頒發,和平獎于同一天在奧斯陸挪威國會所召集的會議儀式上頒發。諾貝爾獎,現在已經成為學術界個人最高榮譽,也是威信最高的國際性大獎。

高斯的小故事



高斯Gauss
1777~1855生於Brunswick,位於現在德國中北部。他的祖父是農民,父親是泥水匠,母親是一個石匠的女兒,有一個很聰明的弟弟,高斯這位舅舅,對小高斯很照顧,偶而會給他一些指導,而父親可以說是一名「大老粗」,認為只有力氣能掙錢,學問這種勞什子對窮人是沒有用的。


  高斯很早就展現過人才華,三歲時就能指出父親帳冊上的錯誤。七歲時進了小學,在破舊的教室裡上課,老師對學生並不好,常認為自己在窮鄉僻壤教書是懷才不遇。高斯十歲時,老師考了那道著名的「從一加到一百」,終於發現了高斯的才華,他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教高斯,就從漢堡買了一本較深的數學書給高斯讀。同時,高斯和大他差不多十歲的助教Bartels變得很熟,而Bartels的能力也比老師高得多,後來成為大學教授,他教了高斯更多更深的數學。


  老師和助教去拜訪高斯的父親,要他讓高斯接受更高的教育,但高斯的父親認為兒子應該像他一樣,作個泥水匠,而且也沒有錢讓高斯繼續讀書,最後的結論是--去找有錢有勢的人當高斯的贊助人,雖然他們不知道要到哪裡找。經過這次的訪問,高斯免除了每天晚上織布的工作,每天和Bartels討論數學,但不久之後,Bartels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教高斯了。


  1788年高斯不顧父親的反對進了高等學校。數學老師看了高斯的作業後就要他不必再上數學課,而他的拉丁文不久也凌駕全班之上。


  1791年高斯終於找到了資助人--布倫斯維克公爵費迪南(Braunschweig),答應盡一切可能幫助他,高斯的父親再也沒有反對的理由。隔年,高斯進入Braunschweig學院。這年,高斯十五歲。在那裡,高斯開始對高等數學作研究。並且獨立發現了二項式定理的一般形式、數論上的「二次互逆定理」(Law
of Quadratic Reciprocity)、質數分佈定理(prime numer
theorem)、及算術幾何平均(arithmetic-geometric mean)。


  1795年高斯進入哥廷根(G?ttingen)大學,因為他在語言和數學上都極有天分,為了將來是要專攻古典語文或數學苦惱了一陣子。到了1796年,十七歲的高斯得到了一個數學史上極重要的結果。最為人所知,也使得他走上數學之路的,就是正十七邊形尺規作圖之理論與方法。


  希臘時代的數學家已經知道如何用尺規作出正 2m×3n×5p 邊形,其中 m 是正整數,而 n 和 p
只能是0或1。但是對於正七、九、十一邊形的尺規作圖法,兩千年來都沒有人知道。而高斯證明了:


  一個正 n 邊形可以尺規作圖若且唯若 n 是以下兩種形式之一:


  1、n = 2k,k = 2, 3,…


  2、n = 2k × (幾個不同「費馬質數」的乘積),k = 0,1,2,…


  費馬質數是形如 Fk = 22k 的質數。像 F0 = 3,F1 = 5,F2 = 17,F3 = 257, F4 =
65537,都是質數。高斯用代數的方法解決二千多年來的幾何難題,他也視此為生平得意之作,還交待要把正十七邊形刻在他的墓碑上,但後來他的墓碑上並沒有刻上十七邊形,而是十七角星,因為負責刻碑的雕刻家認為,正十七邊形和圓太像了,大家一定分辨不出來。


  1799年高斯提出了他的博士論文,這論文證明了代數一個重要的定理:


  任一多項式都有(複數)根。這結果稱為「代數學基本定理」(Fundamental Theorem of Algebra)。


  事實上在高斯之前有許多數學家認為已給出了這個結果的證明,可是沒有一個證明是嚴密的。高斯把前人證明的缺失一一指出來,然後提出自己的見解,他一生中一共給出了四個不同的證明。


  在1801年,高斯二十四歲時出版了《算學研究》(Disquesitiones
Arithmeticae),這本書以拉丁文寫成,原來有八章,由於錢不夠,只好印七章。


  這本書除了第七章介紹代數基本定理外,其餘都是數論,可以說是數論第一本有系統的著作,高斯第一次介紹「同余」(Congruent)的概念。「二次互逆定理」也在其中。


  二十四歲開始,高斯放棄在純數學的研究,作了幾年天文學的研究。


  當時的天文界正在為火星和木星間龐大的間隙煩惱不已,認為火星和木星間應該還有行星未被發現。在1801年,意大利的天文學家Piazzi,發現在火星和木星間有一顆新星。它被命名為「谷神星」(Cere)。現在我們知道它是火星和木星的小行星帶中的一個,但當時天文學界爭論不休,有人說這是行星,有人說這是彗星。必須繼續觀察才能判決,但是Piazzi只能觀察到它9度的軌道,再來,它便隱身到太陽後面去了。因此無法知道它的軌道,也無法判定它是行星或彗星。


  高斯這時對這個問是產生興趣,他決定解決這個捉摸不到的星體軌跡的問題。高斯自己獨創了只要三次觀察,就可以來計算星球軌道的方法。他可以極準確地預測行星的位置。果然,谷神星準確無誤的在高斯預測的地方出現。這個方法--雖然他當時沒有公佈--就是「最小平方法」
(Method of Least Square)。


  1802年,他又準確預測了小行星二號--智神星(Pallas)的位置,這時他的聲名遠播,榮譽滾滾而來,俄國聖彼得堡科學院選他為會員,發現Pallas的天文學家Olbers請他當哥廷根天文臺主任,他沒有立刻答應,到了1807年才前往哥廷根就任。


  1809年他寫了《天體運動理論》二冊,第一冊包含了微分方程、圓錐截痕和橢圓軌道,第二冊他展示了如何估計行星的軌道。高斯在天文學上的貢獻大多在1817年以前,但他仍一直做著觀察的工作到他七十歲為止。雖然做著天文臺的工作,他仍抽空做其他研究。為了用積分解天體運動的微分力程,他考慮無窮級數,並研究級數的收斂問題,在1812年,他研究了超幾何級數(Hypergeometric
Series),並且把研究結果寫成專題論文,呈給哥廷根皇家科學院。


  1820到1830年間,高斯為了測繪汗諾華(Hanover)公國(高斯住的地方)的地圖,開始做測地的工作,他寫了關於測地學的書,由於測地上的需要,他發明了日觀測儀(Heliotrope)。為了要對地球表面作研究,他開始對一些曲面的幾何性質作研究。


  1827年他發表了《曲面的一般研究》 (Disquisitiones generales circa superficies
curva),涵蓋一部分現在大學念的「微分幾何」。


  在1830到1840年間,高斯和一個比他小廿七歲的年輕物理學家-韋伯(Withelm
Weber)一起從事磁的研究,他們的合作是很理想的:韋伯作實驗,高斯研究理論,韋伯引起高斯對物理問題的興趣,而高斯用數學工具處理物理問題,影響韋伯的思考工作方法。


  1833年高斯從他的天文臺拉了一條長八千尺的電線,跨過許多人家的屋頂,一直到韋伯的實驗室,以伏特電池為電源,構造了世界第一個電報機。


  1835年高斯在天文臺裡設立磁觀測站,並且組織「磁協會」發表研究結果,引起世界廣大地區對地磁作研究和測量。


  高斯已經得到了地磁的準確理,他為了要獲得實驗數據的證明,他的書《地磁的一般理論》拖到1839年才發表。


  1840年他和韋伯畫出了世界第一張地球磁場圖,而且定出了地球磁南極和磁北極的位置。
1841年美國科學家證實了高斯的理論,找到了磁南極和磁北極的確實位置。


  高斯對自己的工作態度是精益求精,非常嚴格地要求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自己曾說:「寧可發表少,但發表的東西是成熟的成果。」許多當代的數學家要求他,不要太認真,把結果寫出來發表,這對數學的發展是很有幫助的。其中一個有名的例子是關於非歐幾何的發展。非歐幾何的的開山祖師有三人,高斯、 Lobatchevsky(羅巴切烏斯基,1793~1856),
Bolyai(波埃伊,1802~1860)。其中Bolyai的父親是高斯大學的同學,他曾想試著證明平行公理,雖然父親反對他繼續從事這種看起來毫無希望的研究,小Bolyai還是沉溺於平行公理。最後發展出了非歐幾何,並且在1832~1833年發表了研究結果,老Bolyai把兒子的成果寄給老同學高斯,想不到高斯卻回信道:


  to praise it would mean to praise myself.我無法誇讚他,因為誇讚他就等於誇獎我自己。


  早在幾十年前,高斯就已經得到了相同的結果,只是怕不能為世人所接受而沒有公佈而已。


  美國的著名數學家貝爾(E.T.Bell),在他著的《數學工作者》(Men of Mathematics) 一書裡曾經這樣批評高斯:


  在高斯死後,人們才知道他早就預見一些十九世的數學,而且在1800年之前已經期待它們的出現。如果他能把他所知道的一些東西洩漏,很可能現在數學早比目前還要先進半個世紀或更多的時間。阿貝爾(Abel)和雅可比(Jacobi)可以從高斯所停留的地方開始工作,而不是把他們最好的努力花在發現高斯早在他們出生時就知道的東西。而那些非歐幾何學的創造者,可以把他們的天才用到其他力面去。


  在1855年二月23日清晨,高斯在他的睡夢中安詳的去世了。

科學的秘密~ 向日葵竟隱藏數學公式

向日葵是一種美麗的生物,在藍天之下它們大大的黃色圓盤非常具有標誌性。當然,我們大多數人喜愛它們的原因是因為喜歡嗑瓜子。但是,你有沒有過停下腳步,細細觀察這種特殊花朵中央的種子排列圖案呢?向日葵絕不僅僅只是長相美麗,種子美味的普通植物,它們更是一個數學奇跡的體現。



向日葵中心種子的排列圖案符合斐波那契數列,也就是1、2、3、5、8、13、21、34、55、89、144…如果你還記得數學課上是怎麼講的,序列中每個數字是前兩個數字的總和。在向日葵上面,這個序列以螺旋狀從花盤中心開始體現出來。有兩條曲線向相反方向延展,從中心開始一直延伸到花瓣,每顆種子都和這兩條曲線形成特定的角度,放在一起就形成了螺旋形。
根據國外網站的資料研究證明,為了使花盤中的葵花籽數量達到最多,大自然為向日葵選擇了最佳的黃金數字。花盤中央的螺旋角度恰好是137.5度,十分精確,只有0.1度的變化。這個角度是最佳的黃金角度,只此一個,兩組螺旋(每個方向各有一個)即清晰可見。葵花籽數量恰恰也符合了黃金分割定律:2/3, 3/5, 5/8, 8/13, 13/21,等等。
當你靜下心來認真思考時,小小的向日葵中其實蘊含著深刻的知識。細細研究後才會發現,這些數學上的排列在向日葵花盤上體現出來後顯得非常迷人。

流動的成年禮


中文摘要
愛滋病可視為人類史上全球化程度至深且廣的一種流行病。但它在不同地區或人群間的傳播型態與應對方式卻極具差異。本文分析諾蘇年輕男子性別認同與生命轉型的過程,理解為何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四川省境內一個貧窮偏遠、高海拔的少數民族聚落,成為海洛因與愛滋病問題的重災區。經過長達二十個月的民族誌田野調查,本研究認為這些問題之所以會出現,是當代中國面臨劇烈政治經濟變遷,由於文化衝擊與族群對立關係等複雜因素的糾葛,加上年輕人在生命轉型過程中發展主體性的嘗試時,所出現的一個不幸撞擊結果。這個複雜的社會過程突顯出一種全球的流行病,在多元文化的社會中可能出現的多重面貌。
Abstract
HIV/AIDS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globalized epidemics in human history. Yet its transmission patterns and the social responses to it have been diverse among various localities and peoples. By examining the masculine identity and life transitions among male youths, this article seeks to answer why the Nuosu people in high mountains of Sichuan Province in Southwest China has a disproportionately large number of heroin users and HIV positive individuals relative to other peoples since the 1990s.Based on over twenty months of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a rural community, this research posits these problems as an unfortunate consequence of a highly complex social process in which drastic political economic changes, cultural and ethnic conflicts, as well as rising individuality among the young are intertwined. This convoluted social process illustrates a distinct case of the so-call AIDS pandemic in a multicultural and multiethnic society.

邁向永續產業政策的里程碑



今年六月中研院院士會議,與會學者提出馬政府提升臺灣經濟轉型的台灣六大新興產業議題,包括生技製藥、綠色能源、國際醫藥、文化創意、精緻農業與觀光旅遊,這個提議令我們看到具有前瞻、善用科技優勢、擘劃台灣下個二十年永續未來之經濟社會藍圖。另一方面,在七月底超過千名的大學教授簽名連署,要求政府停止八輕國光石化廠的開發案,引發了台灣未來永續社會的走向辯論,也為本刊所關注與重視。

根據學者評估,國光石化空污擴散全台在未來將導致每年增加數百人致命,而除了嚴重的健康風險之外,該案並牽涉到水資源分配(導致民眾超抽地下水與地層下陷)、彰雲嘉糧倉與蔬果污染、全國醫療費用支出增加、濕地與生態保護(白海豚生存危機)、加速溫室氣體排放、產業政策失衡與分配爭議等問題。這些爭議令我們很明顯的可以看到,政府在規劃台灣的產業政策,仍徘徊在前瞻永續與環境、健康、社會不正義的典範中躊躇。前者的典範揭示,台灣將積極的擺脫過去代工、高社會環境成本,而精微思慮台灣的優勢,邁向前瞻與永續的社會經濟發展。後者則是重複複製近三十年來高污染、高耗能、環境與健康成本高度外部化、去管制化的經濟生產結構。問題是,幾番經過極端氣候變暴雨、食品污染風暴、土地污染與毒物污染之台灣,脆弱如蛋殼之生態與社會,是否能夠再承受這些舊有的經濟生產典範?